寫在《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邊上（上）

這本小說集，最開始只有一篇附錄（即劉淑貞的〈倫理的歸返———黃錦樹和他的中文現代主義隊伍〉）和一篇待寫的自序。

不知怎的，突然想寫篇自序。可是沒有小說寫什麼自序，那不是開玩笑嗎？

但如果真要寫也是可以的，因為自序也可以寫成小說。但我想寫的不是偽裝成小說的自序，而是真正的自序。那就有點麻煩了，那就得先有小說。

但我有好多年沒有小說了。

依稀有過若干失敗的小說計划，寫了一段兩段，換個檔名，再寫個一段兩段，像廢墟浮木，搞到自己都糊塗了。其中有一篇叫〈那年我回到馬來亞〉好像還曾是個稍大一點的計划（一本書）。也可說那是本書的前一個書名，它的前身。但收進小說集作為最后一篇的〈那年我回到馬來亞〉，卻是這篇序初稿寫完多日后方寫完的。一個全新的版本，回收若干舊的搆思。原本只有9篇，多寫一篇湊個整數。

大概真的回不去了，連小說也架搆不起來，在死水里漂浮了几年，去年夏天勉強弄出個短篇的版本來。但沒有收進來，因另有安排。

2011年11月，大概因某位登陸且得了“人民文學獎”的小說家朋友的推荐，《人民文學》突然電郵來約稿，說次年5月將弄一個馬華文學專號。為了那個稿約我寫了篇〈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后來改了個版本易名為〈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我也忘了給《人民文學》的是哪個版本，反正那個農曆年后就被退稿了，“通過了三審，但四審未過”、“主編變動，雜志社的方向突然亂了陣腳”（2012/2/20編輯電郵）這篇小說當然沒什么大不了，被退稿也是預料中事。那年《死在南方》被大刪，我就知道馬共是他們最不願觸及的禁忌之一，可能比民國還礙眼。但我想既然是《人民文學》繳的稿，不寫篇題目里有人民的小說，就太不夠意思了。

退稿后轉投給《香港文學》，刊出后才發現給主編陶然寄錯了版本。但我其實更喜歡“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這篇名。之所以要改篇名，是因為從邏輯上推斷，南洋人民共和國比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更沒有可能性。共產黨活動的國際主義理想，不得不遷就於地域，為了反殖，它更被限定於各個不同殖民行政區。從馬共和砂共的區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這一點。而且，它很難逃離華人民族主義的誘惑，猶如它之難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划清界線。

我自己也不喜歡現在這種寫法，好像老狗玩不出什么新把戲。但如果要掌握這一想像藍圖的全景，這種寫法可能是最簡潔、經濟的。如果依通俗文學的路徑，也可寫成七大冊的《南洋人民共和國烽火錄》、《吸血鬼降臨南洋人民共和國》；或者依大河小說的思路，可寫成《南洋人民共和國》三部曲兩千頁，【革命紀】、【建國紀】、【亡國紀】。

但那又怎樣？不過是多砍一些樹而已。

共產黨活動深刻的影響了所有東南亞國家華人的命運。華人資本家一向被視為殖民帝國的同謀，是壓迫階級；而以勞工和墾殖民為主的底層華人，則被視為共產黨同路人。這讓華人極易成為戰后民族主義政治的代罪羔羊。

1948年的畢里斯計划（Brigg’s Plan）下施行新村政策，就是為了阻絕鄉下華人對馬共的糧食支援，讓他們陷於糧食匱乏。這計划成功的讓馬共潰散至不足威脅。

但那鐵籬笆圍起來的新村、那對華人的集中管理，卻延續了數十年，遂行種族隔離之實。那天生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政府，顯然充分利用馬共存在的事實，長期的合理化它想做、也一直在做的缺德事。但馬共呢？馬來亞建國后它其實就失去為“大義”武裝戰斗的理由了，他們被英國人和東姑擺了一道，被置入曆史的無意義的時間剩余。他們的曆史任務結束了，可是他們無法單方面的結束那場戰役。他們不知道（或許知道但也沒辦法），馬來西亞政府其實需要他們。他們的沒有威脅的威脅讓政府獲利，內安法令和近500個華人新村的存在，不就是最直接的證據嗎？

延長賽是尷尬的。

剩下的是他們的尊嚴之戰、曆史定位之戰。

几十年過去，雖然對種族政治依然不滿，但華人普遍過上中產階級生活之后，就把活在森林里的馬共給遺忘了。甚至那當年馬共最活躍、最多里巷傳聞的霹靂州，大馬建國后出現的几個世代的優秀作家，仿佛都以忽視他們的存在為榮。然而如果少了這一塊，我們的曆史存在就很難不是平面的了。

而我的大馬朋友，其實多數都來自新村，好像一個個戳記戳在生命史里。但我們其實不太會注意自己是怎麼被型塑的。

反正日子一樣過，何苦自尋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