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城故事多
李有成【文学观点】
杜忠全著
《老槟城的娱乐风华》
我算是杜忠全笔下的“岁月的过来人”，的确曾经见证过新世界游乐场“更加热闹与欢腾的另一个面向”。我对新世界的记忆多年来就一直停留在这个面向。
一
今年（2013年）农历春节，三弟几次开车载我重访槟城。其中有一次，我特地要他带我去看新世界游乐场。去之前我心里早有准备，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我记忆中的新世界一定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着旧日的风貌。
我在槟城度过少年时期，那是1960年代——1968年之后我就离开槟城了。在告别槟城之前我住在车水路（Burma Road），住处对面就是汕头巷（Swatow Lane），新世界游乐场的大门正好面向汕头巷。我记得很清楚，那时面对新世界大门的是一家印度人开的小餐厅，我和几位同住的朋友经常到这家小餐厅用餐。餐厅的老板是位中年人，他的印度咖哩鱼和洋葱辣椒煎蛋至今令我难忘。因为经常光顾的原故，我还跟他学了几句淡米尔语。
三弟让我在车水路下车。我在汕头巷前的红绿灯旁等候穿越马路，汕头巷巷口有一栋杂草蔓生的双层废弃洋楼，外型还在，只是整栋楼房明显地曾经经历大火，外表一片焦黄。1960年代越战烽火正炽的时候，这栋楼房叫快乐酒吧，是来槟城度假的年轻美军花天酒地的地方。不知道快乐酒吧何时变成了荒屋？
我沿着汕头巷走，来到新世界游乐场的大门。大门对面是有一家小餐厅，一位马来青年正在忙碌，不过这已不是我四十多年前经常光顾的小餐厅了。新世界除了大门旁围墙上留下“新世界”与 “New World Park”几个中、英大字外，游乐场过去的面貌与内容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杜忠全在他的新书《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所提到的“一堵被遗忘在街边小吃摊背后的围墙”。杜忠全这样描绘新世界曾经拥有的繁华过去：“老围墙把内里光景给遮掩了去，如果不是曾经从那里头走出来的，如果不曾听岁月的过来人细数过往年华的，也就只看到围墙外那运水贩浆的人影交错，而见不着它更加热闹与欢腾的另一个面向。”
我算是杜忠全笔下的“岁月的过来人”，的确曾经见证过新世界游乐场“更加热闹与欢腾的另一个面向”。我对新世界的记忆多年来就一直停留在这个面向。1960年代最初几年，我在钟灵中学念初中，住在百大年路（Patani Road）外祖父家。我有9位舅舅，其中一位就住在新世界游乐场附近。他在新世界外面经营脚踏车停车场，就像现在的汽车停车场那样。半个世纪之前，拥有汽车的人不多，公共娱乐场所真正需要的因此是脚踏车停车场而非汽车停车场。我这位舅舅曾经是位足球健将，一度在俱乐部踢球，印象中似乎还担任过槟城足球队的守门，也踢过以跨国华人球队为对象的和和杯。他何以后来会经营脚踏车停车场，我至今不甚了了。
我只记得，念初中那几年，每个月外祖母都会要我到新世界游乐场那儿向舅舅拿钱。我从百大年路所在的柑仔园（Dato Kramat Road），有时走路，有时骑脚踏车，一路穿过大街小巷来到新世界。每次舅舅都会或多或少给钱，同时也会给我几角马币零用。那是我有关新世界的最早的记忆。念高中的最后一、两年，我离开了外祖父家，搬到车水路的一栋四楼公寓，那已经是1965年左右的事。因地利之便，新世界变成了我的重要娱乐场所，而我的舅舅似乎也在那个时候离开了那一带。直到1968年前后我挥别槟城之前，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已在几年前过世了。他对我相当严厉，如果那些年他看到我不时在新世界闲逛，准要把我叫去训斥一顿。那些年我和朋友们逛新世界主要是看电影——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最为普遍的大众娱乐。新世界场内共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环球，另一家叫丽都。我们比较常光顾环球。杜忠全在《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对这家电影院的描述颇为传神：“那是半开放式的木板建筑，墙板与屋檐之间大方地敞开来，就像大世界的中央戏院那般，因此，它只能在天黑之后才营业……这样的建筑体，让人们即使不掏钱买票，也尽可站在外头看完一部院线片。”
杜忠全所说的“墙板”，我记忆中却是水泥墙，我的记忆当然也未必可靠，只记得这堵墙大约有150公分高，我们经常就站在墙外，下巴顶着墙头，一站就是两个钟头，相当克难地观赏银幕上的演出。我离开槟城前一、两年，何乃健正在美以美男校的黄昏班读大学预科（Form Six），乃健骑脚踏车路过车水路，常会找我去新世界看电影。乃健知道善用时间，有时候为了配合上课，他会在看了第一场电影的上半部之后，匆匆赶去学校，上完课又回来看第二场的下半部。这样上、下半部加起来，就观赏了完整的一部电影。其实只须买票进入新世界，站在墙外看电影，可以省下电影院的戏票钱。到了第二场电影演到下半部，时间已经很晚，偶而甚至可以免费入场。这是我那些年留下的比较深刻的记忆。
除了新世界，杜忠全在《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着墨甚深的其他两个大众娱乐场所是新春满园与大世界游乐场。我依稀记得，新春满园是在头条路与二条路一带，距五盏灯（Magazine Circle）不远。杜忠全笔下曾经风情万种的新春满园我没经历过。这个游乐场风光一时的岁月当在1950年代，那是我的童年时代，虽然我童年时经常随母亲自吉打到槟城探望外祖父母，但是毕竟年龄太小，随大人到过的地方几乎完全毫无印象。我对新春满园的记忆始于1960年代初期我念初中的时候，而记忆最深的就是杜忠全书中提到的那些书店与租书店。我早年拥有一些鲁迅、曹禺、艾青、沈从文、臧克家、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大部分是在新春满园的书店购买的。我记得还在那儿买到《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普希金抒情诗集》——前者应该是郭沫若的译本，后者则要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其译者查良铮原来就是诗人穆旦。可惜离开槟城之后，这些书也都不知去向了。后来我搬到车水路，不知道何以很少再到新春满园的书店看书，也许文学品味或性情改变了，我的阅读渐渐转向英、美、港、台的文学作品。
大世界游乐场距我在车水路的住处其实不远，走路也许花不了半个小时，不过大世界并不是我经常游荡的地方。我对大世界较深的记忆是陈惠珍（Rose Chan）的脱衣舞表演与游乐设施之一的碰碰车。我从来没亲自玩过碰碰车，看别人家在场中碰来撞去也是一乐。至于是否看过陈惠珍的表演，我现在不仅毫无记忆，连陈惠珍的长相也完全没有印象。只是当时年少轻狂的我们，谁人不识Rose Chan？大世界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竟是椰花酒的酒香味。我依稀记得，距游乐场不远的地方有印度人酿制与贩卖椰花酒。
如果说我对大世界游乐场已经记忆模糊，小我一个世代，在我离开槟城之后才出生的杜忠全对大世界的记忆也相当零碎与片段。他在《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这样重建他童年的大世界记忆：“港仔墘边上的大世界，后来我在搜寻自己脑海里仅得少许的老槟城残迹时，就只翻出这样的画面：那是让父亲牵着进去的，入目迎来的先是高高挺立的摩天轮和闹声喧哗的碰撞车游戏场，接着我们父子的身影停在中央戏院的外边，两双视线一起都往屋檐底下抬望了去，银幕上的戏正上演，但不消一会儿，我便不耐烦地把父亲往灯光亮着的方向拉了去，画面至此便淡出了。”杜忠全说他不清楚这些片断回忆究竟是某一次经验留下的画面，抑或是多次经验的蒙太奇剪接。其实这也正是我读《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之余，循着杜忠全的叙述尝试重建半个世纪前我的槟城记忆时的主要疑惑。
二
我初读杜忠全有关旧日槟城的书写是在两、三年前，最先读到的是《老槟城路志铭》和《我的老槟城》，后来黄远雄把他珍藏的《老槟城·老生活》转赠给我，我才能够比较全貌地一窥杜忠全的老槟城叙事。台北以外，槟城是我住过最久的城市，是我少年记忆的主要内容。如今我已经微入老年，那些曾经鲜明如昨的少年记忆已经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渐趋模糊，甚至留下一片空白。杜忠全的老槟城叙事对我相当重要，这些叙事不仅为我召唤已经消隐的过去，稍稍为我重新擦亮尘封数十年的岁月记忆，让我因此更了解槟城这座岛城的前生今世。
在《老槟城·老生活》这本杜忠全最早叙写旧时岛城的书中，他把自己的书写视为“回家的仪式”。参与这个仪式的还有一位长者谢清祥先生，杜忠全透过这位槟城老人的生活记忆，开始粘粘贴贴，把往昔槟城的部分面貌细加并凑。这个过程最后难免掺杂了个人的因素。他说：“从午后的谈话出发，再以文字来归结，那终究是老人家记忆深处的老年代生活，引发了我一窥究竟的好奇，这是至关紧要的主观因素——从谢先生的生活旧忆，我总无法阻止自己去联想或猜度父母亲生活的年代，或者更久远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老年代……。”
谢先生长我5岁，就少年时代的老槟城记忆而言，我们应该算得上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杜忠全与谢先生最早的互动是从挖掘民间弹唱艺人陈同同的故事开始。《老槟城的娱乐风华》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以6个部分细说陈同同走唱艺术的坎坷命运。对我那个年代的槟城华人而言，陈同同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住百大年路外祖父家那几年，我曾见过陈同同数次，都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在外祖父家门口看见他抱着月琴路过。他的长相我已经记忆模糊，印象中他个子不高，总是着短西裤居多。杜忠全对陈同同形象的描述正好为我找回久已失落的记忆。他指出，“街头走唱的陈同同，一般是身穿有领T恤，间或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头戴一顶布帽，腰下一件短裤或长裤的，而脚底通常拖着一双日式拖鞋。他以这一身装扮走入人群中，并不显得特别醒目。特别的是他手上的那一面月琴，以及月琴杆上挂着的那一串签卦，这才是陈同同作为民间‘占签艺人’的形象标志。”
我不能算是陈同同迷，不过住外祖父家那几年，我也曾不时坐在外祖父的浮脚楼客厅，靠着窗户守着丽的呼声收听陈同同的弹唱艺术。丽的呼声属有线广播，50年前线路有限，其槟城台的广播范围因此局限于乔治市与其近郊地区。能够透过丽的呼声收听陈同同的说唱演出的毕竟有限，为了糊口，陈同同在丽的呼声演唱之余，仍必须仰赖其走唱生涯。
根据杜忠全的考证，半个世纪前陈同同在丽的呼声弹唱的节目叫“福建杂碎调”，“每周播出3个时段，每段节目一个小时。这一个时段内，据该节目制作人指出，该台是完整地播出陈同同的弹唱，节目中段不曾插播广告，因此是一个完整的节目时段。”这些细节我如今已经完全毫无印象，我应该不可能收听陈同同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的。在说漳州话为主的槟城华人社会，陈同同的闽南语说唱不难引起共鸣。不过祖籍福建的外祖父是受殖民地教育的峇峇，一家人常用的语言是英语，丽的呼声大部分时间因此停留在英语台。我不确定除我之外，外祖父家中其他成员对陈同同是否也有兴趣，或者听得懂他的弹唱艺术；可以确定的是，陈同同的大名家中大概无人不晓。这是文化记忆最为微妙的地方。像我外祖父这样中文大字不识一个的华人，照样知道要尊敬孔子与孙中山。
我如今已经完全不记得陈同同弹唱艺术的内容，细想其主题应该不脱教忠教孝之类传统戏曲的重要关怀。陈同同除了在丽的呼声表演弹唱之外，后来也同时在马来西亚国营电台的槟城分台演出，节目叫“陈同同弹词”。杜忠全这样描述陈同同的表演：陈同同向来“不带任何脚本，只手抱一面月琴，就自信满满的步入录音室了。录音的过程非常顺利，只录一次就成，很少有出错的情况。”而在这些几乎不曾重覆的弹唱戏曲中，依杜忠全的了解，“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哭哭啼啼的苦情戏”。在《我的老槟城》一书中，杜忠全撰有长文〈追寻一段月琴传奇〉，文中约略提到陈同同弹唱戏曲的主要题材：“在月琴那不间断的拨弦声中，他时而唱着传统的歌仔调，时而穿插说白。说说唱唱之间的，无非都是一些唐山老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奇、宝莲灯的人神恋故事、王宝钏的苦守寒窑等等。除了手里的那一面月琴之外，这些故事的不同角色，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只由他一个人的声音来演绎”。不过，让陈同同的故事更增添传奇色彩的是，他原来是被华人家庭领养的印度人。难怪我少年时代印象中的陈同同皮肤较为黝黑，脸廓也与一般华人有异。
三
杜忠全的老槟城系列著作其实都是记忆的书。这些记忆一部分为作者本人所有，另一大部分则属于他人——尤其是比杜忠全年长者。有趣的是，这些个别的记忆最后似乎组构成集体记忆，是许多上一、两代槟城华人的共同记忆。记忆在当代理论与思想中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不待佛洛依德介入这个课题的讨论，圣奥古斯丁在其名著《忏悔录》（Confessions）中早就告诉我们：
记忆……就像一片广大的田野或者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座储藏着无数各式各样由感官知觉传送而来的影像的仓库。这座仓库也贮藏着所有我们透过感官知觉而增减修饰的思想，同时也储备着任何我们付托保管的东西，直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被吞噬且被掩埋遗忘为止。
圣奥古斯丁的话说明了记忆与情感和情动（affect）之间的关系，当他以“增减修饰”之类的字眼描述思想与感官知觉之间的互动时，他其实也在暗示记忆是如何纷陈杂乱，甚至如何渺不可及。记忆无所不在，但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曲折。这样的过程在在可见于杜忠全书写老槟城的计划。杜忠全也许不曾意识到，他的老槟城叙事虽然建基于他自己与其他个人的回忆，这些破碎、片断、凌乱的记忆最后竟不无吊诡地构成了他的版本的集体记忆。
这些集体记忆其实隐含记忆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我说“隐含”，因为杜忠全在他的书写中从未明说，其实那是属于政治潜意识。回忆，当然是在回忆的内容已经消失之后。这些内容以记忆的面貌存在，但记忆的面貌支离破碎有如上述，在重建记忆的过程中，要选择什么，要如何选择，甚至如何重建，又要重建些什么，在在涉及了复杂的记忆的政治。以杜忠全的老槟城书写计划而论，这个计划不仅在召唤老槟城人的集体记忆而已，其实也同时在有意无意间赋予老槟城特定的身分意义。
槟城是个后殖民城市殆无疑虑。1786年8月11日，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莱特（Francis Light）在现今关仔角的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登陆，以向吉打苏丹租借为名，将华人所称的槟榔屿或马来人所说的Pulau Pinang改名为威尔斯亲王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从此槟城被纳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除太平洋战争期间短暂的3年8个月外，至1957年马来亚独立为止，槟城实质被英国殖民统治了近170年。因此槟城至今仍处处残留着有形的殖民遗迹，如维护完好的殖民建筑与供人凭吊的防御工事等。此外，槟城的许多地名和路名依然保留着印记鲜明的殖民色彩——槟城的首府现在仍延用旧称乔治市（George Town），当初显然是为了纪念英王乔治三世而命名的。
不过在杜忠全笔下，老槟城却另有一番景象。依我看来，他的老槟城更是一个充满了华人记忆的离散城市。别的不说，他在2009年出版的《老槟城路志铭》就清楚标志了他在殖民历史之外力图保存华人离散记忆的用心。我在短文〈观音亭〉中曾经提到，“槟城的华文地名绵远流长，自成系统，所据多为华人社群的历史经验，对官方说法多半不加理会”。林春美在《老槟城路志铭》的序言中把我的上述命题说得更为清楚：
在槟城历史的不论是殖民抑或后殖民阶段，乔治市许多官方命名抑或重新命名的街道，始终与槟城人民口头流传的路名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与歧异。较之多在纪念某人某事的官方路名，民间路名里收藏的却是市井的生活面貌。这些殖民岁月嬗变而逐渐风化、不曾铭记于任何一面路边小牌子上的市井生活，仿佛只是一段段仅能靠口耳相传的历史。而将口头路名所承载的“故”事书面化，在某个程度上保存槟城人民对于某个年代某种生活的集体记忆，是杜忠全的“路志铭”的最主要意义之一。
换句话说，杜忠全透过这些路名的考掘，希望在官方的街道命名系统之外，模塑另一套主要以华人的离散记忆为基础的命名系统，提供有别于官方说法的另类历史，而这样的另类历史，在时日推移之下，或者在新的国族论述刻意操弄之下，是有可能日渐模糊，最后甚至于消逝殆尽的。就凭着杜忠全所说的这份“老式的乔治市街道图”，他——还有许许多多散居于他乡异域的槟城游子——找到了另一条回家的路，也看到了路上另一番面貌不同的城市景色，摊在眼前的更是一则则的离散故事。以我离开槟城前所住的Burma Road而言，路名称缅甸（Burma，现在国名为Myanmar），极可能与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有关，不过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却把这条路称作车水路，原来这里早年曾经被称为牛车水，这个地名显然出于19世纪与20世纪初华人的生活记忆。那时代的华人，依杜忠全的说法，“不管是闽南籍还是广府籍，确实都把那里唤作‘牛车水’”。当然牛车水日后又被简化为车水路。这是旧日的殖民历史与华人的离散记忆相互颉颃或各行其是的一个例证。
杜忠全的新著《老槟城的娱乐风华》无疑也是属于类似的计划。这本书第一辑所叙弹唱艺人陈同同的故事固然纯属华人的文化记忆；第二辑记述的“市井休闲与娱乐”，也完全与华人社群的生活记忆密切相关；第三辑谈老槟城的大型游乐场，新春满园不论舞台表演、美食天堂、游乐场，或书店与租书店，都是为了满足华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即使大世界与新世界游乐场，据杜忠全的叙述与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其服务对象也以华人为主。因此整体而言，《老槟城的娱乐风华》所刻意召唤的，显然是槟城华人的集体记忆，其所重建的则是有别于官方叙事的华人的日常生活史。这个计划意外地松动了官方叙事的霸权地位，找回官方叙事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或抹除的过去。
我在上文中以较多的篇幅讨论了《老槟城的娱乐风华》的第一与第三辑，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约略谈谈本书的第二辑，并借此对文化记忆的议题稍作申述。本书第二辑比较零碎地回顾畴昔槟城华人日常的休闲与娱乐活动，其内容包括生活公市里的粤曲演唱、日本横街的走唱人与街上的风尘往事、唐山大戏的沧桑岁月、岁末年俗在实践上的变化、东方花园的休闲设施、英资百货所提供的逛街乐趣等不一而足，内容看似琐碎而欠缺系统，实则也相当全面地触及昔日华人普遍的日常生活与娱乐需求。而在这一辑中，写的较为深刻且牵涉较广的当属唐山大戏一节。
所谓唐山大戏，实际上主要指的是闽南戏曲。根据杜忠全的叙述，槟城闽南社会的戏曲活动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即已存在。1930年代初，厦门的鹭江剧团曾经到槟城演出，当时大家就把剧团演唱的曲调称为“鹭江调”。不过在往后数十年间，对槟城闽南戏曲带来真正影响的却是日军南侵前夕来自日据台湾的两个戏班，即丹凤社与凤凰社。由于大受欢迎，其他台湾戏班也跟进南来，这些戏班演出的都是源于闽南一带的戏曲，在台湾被称为歌仔戏。因此也叫台湾戏。后来新加坡与槟城两地的艺人合组本土闽南剧团，既不能称唐山大戏，也不宜叫台湾戏，结果大家就称之为福建班。这也正是我少年时代所熟悉的叫法。我要到台湾求学以后，才知道台湾的歌仔戏原来就是自己以前所熟知的福建班。在我小时候，母亲偶而会带我去探望另一位舅舅，我依稀记得，舅舅一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里面就有福建班和布袋戏班。布袋戏的正式称呼为掌中班，我们小孩子却以福建话（闽南语）把布袋戏戏称为“摸尻穿”，即摸屁股之意。
杜忠全提到1960年代前后槟城福建班的著名艺人月里桂：“月里桂原是台湾凤凰班的艺人，战前随团来槟，当时的艺名是月中桂，后来长期滞留槟城，自己组了戏班之后，便改了月里桂的艺名。说老槟城的闽南传统戏曲，战后五、六十年代的那段记忆，肯定是少不了月里桂的。”可以想见，出身凤凰班的月里桂所承传的是台湾歌仔戏的传统唱法。台湾歌仔戏在槟城华人社群所造成的另一次高潮却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拜电视与录影带所赐，歌仔戏红星杨丽花、叶青及唐美云等先后率团到槟城的大会堂演出。到了1990年代，来自福建漳州、厦门一带的芗剧，渐渐与歌仔戏结合，为槟城华人带来另一番新的体验。
显然，超过半个世纪以来，闽南戏曲在槟城华人社会的递嬗与流变，其实与整个外在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变迁是密不可分的。以槟城华人对闽南戏曲的领受而言，不论是鹭江调、歌仔戏、福建班或芗剧，甚至陈同同个人的弹唱艺曲，也不论是从福建或从台湾播迁槟城，其中所牵扯的是闽南社群藕断丝连，却又生生不息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超越政治时空，把不同世代与不同地区的闽南人联系在一起，而离散所累积的象征性资本，也对闽南戏曲的传承与流变，为我们提供了更宽广的新的视角，带给我们全然不同的认知与体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忠全的《老槟城的娱乐风华》显然非仅关乎旧日槟城的吃、喝、玩、乐而已，跟他的其他书写老槟城的计划一样，这本书伤悼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在伤悼，在拼贴槟城华人的集体记忆之余，他在书中所部署的记忆的政治一方面为老槟城寻找另一种与华人离散经验有关的历史身分，另一方面也间接挑战了过去二、三十年来新的国族论述意图泯除华人历史记忆所设定的政治议程。
不过对我个人而言，《老槟城的娱乐风华》这本书就仿如杜忠全在〈潜回乔治市老屋〉（见《我的老槟城》）一文中所描述的螺旋木梯，引领我回去寻觅那“被遗弃在荒芜里”的“一幕幕堪可回味的青春记忆”。再回头凝眸，灯光，莫非真的“只在青春的那一头亮着”？
（南洋文艺，2013年9月17、24，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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