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的注释及其他 桑木

关于「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的注释及其他


桑木

在一项「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现了林建国『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

说法』，自然引起砂华文学界的注目，而显示打破了禁忌，占一席地的砂华

文学开始受到外界的垂注，外界对砂华文艺评论观点，间中虽然偶而不敢苟

同，但我们依然诚意感到重视。



『蕉风』双月刊，为了配合『梁放专辑』而刊出了『有关婆罗洲森林两种说

法』，而『艺盾』为了砂州读者能看到评论而给予连载，因为砂州文学仝好

只有少数人出席当天由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举办的「马华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而『蕉风』虽被视为长寿文艺杂志，在砂州并不引起广大文

友的垂注。因此，能读到林建国这篇文学评论，真是少之又少。

梁放出生于1953年，深信「砂华斗学成长期」(1956-1962)对其影响不大，因

此他的文学道路（开始于1963）几乎受到家人的影响，以及后期在俄国及西

方作家作品中找到依据，因此在阅读梁放小说的时刻依然能找契可夫，毛姆，

劳伦斯等人宿命影子，而显示了作者对亚洲文学作品的抗拒。而林建国的文学

评论即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及本土有关资料侧写而提出有关婆罗洲森的

传说。实际上：梁放所涉及有关「革命小说」作品，根本在回避砂州政治敏感

的文学课题，只是那么含蓄偶而出现一些激情时代人物身影，那也是一笔带过

的小说情节，这与作者出身的年代环境有巨大的影响，对于‘马华文学几乎没

有政治小说’的课题，作者也清楚他表示敏感有所顾忌。只是生活在那过去一

段历史激汤中，在作者笔下，也曾淡出偶而一现，因为梁放说过：‘我的作品

来自我的生活，来自我熟悉环境’。在梁放小说笔下的‘激情人物’均是一些

理想主义的寄托者，只是那么淡出在小说情节中，没有经过刻意的加功，也显

示作者对当时局势脱节与含糊，小说人物，情节局布虽然「看似偶然，实则都

经过设计，埋下了伏线．．．」（见吴岸‘梁放的小说及其艺术魅力），但都

是通过第三者的耳濡目染，并不显示林建国在「有关婆罗洲那样森林的两种说

法」，提及「追忆和思考境内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的小说，都和死亡有关，都围

绕在幽灵，遗骸和丧葬名个毋题上」。



林建国在『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的注释资料中，对六十年代砂州「反

殖斗争」历史中，引了一批主观强烈偏见，而「误导」他对梁放笔下「激情人

物」启蒙的分析，而把这些人物喻为「传闻中置共产主义于死地的魔鬼终结

者」。在读者眼眸，未免把砂州视为一种未经开发的蛮夷之邦的腊奇论，正付

合了异国学者口胃，歪曲婆洲热带雨林的净土概念。这点相信也非梁放本身的

乡土概念。在文学上的「犀乌乡土」应该置于「种族藩篱一点都不存在，我活

在马来族，伊班族，比达友族．．．」。正如何乃健在读作者散文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丰饶的小岛，梁放能从一滴水而深悟随缘，借福，

感恩的真理，他内心的小岛已扩大为虑郁繁莪的大陆，那里展现的是：一花一

世界，一叶一菩提’（见：盾梁放小说，也正散播这种思想光辉。。上隐约的

星辉），而在＜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的引释：引自徐仁修「赤道无

风」，纯是来自‘蛮荒探险文学系列’中的「腊奇」心态，以及田农＜森林里

的斗争＞砂共组织的「官方文告」，以解梁放小说中‘激情时代理想，人物心

灵中的乌托邦，确是曲解中的曲解，而涂沫梁放小说中的时代色彩。



刘其伟来自台湾，曾在拉让江流域丛林渡过廿天，也住过「腊人头风俗」的伊

班族，普南族部落，拍了二千多张照片，采集了许多原始艺术文物（想是购自

旅游中心）带回多本密密麻麻笔记，回台后发表「婆罗洲雨林纪行」一文，而

被视「华人世界中深入婆罗洲雨林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后来这篇报告文

学还被改为『进入丛林』列为台湾青年读物，促见城市人对热带雨林的迷惑，

把其当成蛮夷落后地区的假象，一点也不惊奇，而林建国是否也属于这种心态

卖点，也把梁放的小说艺术魅力，视为来自雨林的灵感，在徐仁强修或CHIN

UNG HO等人的笔引下，化成『马克思的幽灵』再现。对于「婆罗洲的森林」，

当年出钱出力支持刘入林「探险」的郑宪文（鲁钝）什至说过这样愚语：「进

去那里，不简单的！那里的人猎过人头的，叫我去，我都要想想．．．」

（见探险天地间．．．刘其伟传奇第201页）。实事是否如此，我们不清楚，

若是阅过1981年刘氏远征砂拉越拉让江流域示意图，刘佬最远只到布拉甲上游

地区，至于拍摄相片，什至出现了购自古晋旅游明信片（还是某大师作品），

对外界而言也许感到警叹，对我们到过砂拉越内陆文友而言，看了不禁会心一

笑。不过其出发点是否与徐仁修的『赤道无风』不谋而合，均抱着「猎奇」心

态视婆罗洲热带雨林。

至于在文学作品出现一群中国移（遗）民来在官兵和砂共游击队之间求生存的

卖点（李永明「黑鸦与太阳）或者李永平《吉陆春秋》的故事情节，也只能当

着文学创作跨越时空的艺术手段，也不能当着历史依据来评梁放「六十年代理

想人物」的艺术形象。

在林氏的注释中，把那一段「森林里的斗争」视为砂拉越华人对这段史实相当

我族中心的’人民记忆’（引『赤道无风』），而田农也分析过砂共失败原

因，前者的论述只停顿在蛮荒探险文学系例的‘自然读物概念’。后者却挠着

来自单方资料，而且有关砂共起伏多变的历史，至今仍与政治禁忌有关。这就

是我们文坛没有出现所谓「革命政治小说」的原因，若以有限「资料」来论及

当年激情，是值得商榷，在砂华文学作品中，也有以原住民生活为题材，从现

代文学的触角去测应他们心灵深处的悸动，而不停留在罗列现象或腊动机，只

是林的评论忽备这一点。

对于这场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理想主义的革命激情，并不引起华社资产

阶级及其他民族的认同，这与砂州本土的纯扑风情有关，而并非国外失去政治

支持而告终。

其实「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带来或急风暴雨，是这场斗争失败的前奏」。

如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前进的唯一道路，那么历史只是一种悲惨的宿命，基于

人道观念，梁放小说中的森林幽灵只不过是激情时代悲天悯人的梦幻，而以人

性文学观点看到那场时代激起的一刹那火花。

不过砂华文批评至今还停留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厢情愿，肤浅观念的自我封

闭。至少林建国的「文学异见」也能开拓我们的文学视野，尤其面对人情的文

学批评，或非文学「文学评论」的老气横秋。